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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奔月、天宮遨遊、蛟龍入海……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科技創新成果豐碩，一項項重大科技成就背後，與黨和政府對科技創新的高度重視密不可分。而《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這份凝聚了眾多科技工作者智慧心血、激發了無數一線科研人員創新活力潛力的檔，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下一個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緊鑼密鼓謀劃的當下，回望來路，意義重大。

 

2019年1月8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在如潮掌聲之中，在萬眾矚目之下，習近平總書記向201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兩位獲獎者頒發獎章、證書，並同他們親切握手。這緊緊的一握背後，是習近平總書記濃厚的科技情懷，偉大的強國夢想。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就科技創新發表振奮人心、催人奮進的重要講話 —「我國科技發展的方向就是創新、創新、再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要協同發揮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 一系列重要講話，激發了更多科技工作者的創新創造熱情，為新時代科技事業發展指明方向。

 

「加快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實力」；「把創新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既是對當前科技創新工作的殷切期盼，也是科技界工作者的強烈共識。

 

然而，在本世紀初制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時，在自主創新、企業是技術創新主體、創新體系建設等重大觀念上，還存在明顯分歧，爭論之激烈，超出想像。有業內權威專家表示，如果沒有12年前《規劃綱要》對一系列重要問題形成正確共識，我國的自主創新之路，可能更為艱難、坎坷。

 

緣起

 

賣1台電腦只賺1捆大蔥錢、出口1億雙鞋才換回1架空客、代工售價約每只41美元的美國羅技滑鼠只分得3美元……

 

「這就是21世紀初的中國製造業。」時任科技部部長、國家科技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徐冠華回憶說，「當時，我們依靠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處於產業鏈低端，只能賺一點辛苦錢，利潤幾乎微薄到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增產不增收』；『勤勞不富裕』，財富積累步履維艱」。

 

原因何在？缺乏核心技術！

 

熟悉情況的專家向記者描述當時的情景，依然憤憤不平。那時，我國生產的許多產品都要向外國企業繳納昂貴的專利費 — 手機專利費佔售價的20%；電腦專利費佔售價的30%；數控機床專利費佔售價的20%至40%。

 

不僅高技術產業需要繳納高昂的專利費，傳統產業也一樣難逃此命運。舉個例子，德國大眾汽車在中國的產量僅佔其總產量的14%，而大眾在中國獲得的利潤卻佔其利潤總額的80%！如此高的利潤佔比，「貢獻」最多的是向中國企業收取的名目繁多的專利使用費、技術轉讓費。

 

事實上，當初中方也曾希望通過合作、代工和出讓市場等方式獲得技術的進步，然而卻事與願違。

 

對此，一些有識之士敏銳地認識到，缺乏核心技術，將永遠受制於人。一方面，大到飛機、汽車、製造裝備，小到服裝、日化用品，我國的這些產業將永遠處於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另一方面，我國會喪失許多新型資源的擁有權。例如，一種原產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野生大豆品種，被美國一家研究機構將基因標記申請專利，這意味著今後有可能出現「種中國豆，向美國人付錢」的尷尬局面。

 

不僅如此，進入新世紀初的中國還暴露出更多隱憂 —

 

首先，我國人均能源、水資源等重要資源佔有量嚴重不足，生態環境脆弱，面臨著日益嚴峻和緊迫的重大瓶頸約束。

 

2003年，我國GDP約佔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30%的能源、30%的鐵礦等；單位產值消耗的銅、鋁、鉛，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單位產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準要高2.4倍。這些資料不僅反映我國資源利用效率低，也說明我國的GDP增長是大量消耗資源實現的。

 

以製造業為例，當時我國已有80多種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大多是低附加值的資源型產品，發達國家則主導了幾乎所有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如果僅從資源交換的角度來看，我國出口8億件襯衫才能進口1架空客380，這是一筆很不划算的交易。更何況，我國還是一個人均資源極其缺乏的國家。

 

其次，我國擁有13億多人口，面臨著就業、醫療、衛生、人口老齡化、大城市病等諸多問題，解決難度和規模都是世界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不掌握核心技術，很有可能喪失維護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戰略主動權。

 

所有這一切，都是剛剛跨過新世紀門檻的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 不僅要解決優化經濟結構、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協調地區發展、提高人口素質等問題，還要積極迎接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主動適應國際競爭新變化。要想完成這些任務，需要把握發展的主動權、主導權，「僅僅抓一些項目建設是不夠的，要有根本性轉變，要站在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戰略高度，對我國未來科技發展作出前瞻性、戰略性、全域性的規劃和部署」。徐冠華說。

 

2002年11月8日，黨的十六大召開。會議提出要「制定科學和技術的長遠發展規劃」。

 

記者旁白：「中國經濟的發展從未像今天這樣，向科技進步提出如此迫切的需求；中國科技的進步從未像今天這樣，對經濟社會發展顯得如此至關重要。」這是記者當年旁聽規劃戰略研討會時記憶深刻的一句話。當時的「國情」、「世情」、「科情」都告訴人們：只有科學技術才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維護國家安全的主導力量。制定一個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就顯得十分重要，這將直接關係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戰略目標的實現，直接關係到我國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所處的地位，更直接關係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激辯

 

在《規劃綱要》戰略研討期間，來自科技界、教育界、經濟界和政府部門的相關人士充分發表意見，觀點交鋒異常激烈。

 

到底有多激烈？當時規劃辦公室綜合組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參會人員中有一位70多歲的院士，該工作人員擔心老先生身體扛不住，趕緊找領導請示，「爭論這麼激烈，老先生身體受得了嗎？」儘管領導說沒問題，但她仍不敢大意，事先安排了兩個小夥子，再三叮囑：「一定要貼身照顧好老先生。」並在會場外安排了醫生。就這樣，她還不放心，開會那天還親自到會場查看。老先生硬朗的身體，敏捷的思維和洪鐘般的聲音，讓她得以如釋重負。

 

「這樣的觀點交鋒，實在出乎我的意料。」徐冠華說。「但是，中國知識份子確實有著強烈的國家責任感和執著追求真理的精神。面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嚴峻挑戰和對自主創新涵義的全面理解，大家通過激烈的爭論，最終統一了認識 — 不進行自主創新，中國沒有前途。」

 

觀點交鋒主要集中在哪幾個方面？接受經濟日報採訪的多位元親歷者，向記者講述了如下重點：

 

一、要不要自主創新？

 

當年，對於要不要自主創新這個問題，有人認為是必須的，有人認為表述欠妥，甚至還有反對的聲音。

 

2003年6月23日，北京京西賓館。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戰略研究論壇上，有人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勞動力的低成本比較優勢，以及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通過跨國公司的對華直接投資，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彌補「比較劣勢」，實現產業向中國轉移。未來15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一定要有自己的科技創新，比較優勢仍然可以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30年。

 

觀點一經拋出，就引起了會場的陣陣騷動，討論聲此起彼伏。

 

時任科技部辦公廳副主任兼調研室主任的梅永紅，對圍繞自主創新發生的激烈爭辯也是印象深刻。他說，爭論主要集中在是繼續「以市場換技術」還是「自主創新」上，在規劃制定之初將近一年多的時間裡，相當一部分人支援買技術、換技術的觀點。

 

客觀地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技術引進的策略，使我國許多領域的產品結構和技術水準發生了變化，促進了國際產業產能向中國轉移，使我國成為了「世界車間」，這為一些人所贊同的技術引進策略提供了樣本支援。因此，有人擔心，提倡自主創新，容易讓人誤解為就是自己搞創新、關門搞創新，將會封閉發展，應該用跨國企業搞的「開放/開源創新」來替代自主創新方針。

 

實際上，當時一些專家主張的自主創新，是指在開放條件下的自主創新，包含了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這三個方面指向不同又緊密聯繫，可以包容各類創新主體的策略需要。這一點是單純企業層面的「開放/開源創新」所涵蓋不了的。

 

專家認為，完全依靠引進技術和境外直接投資對提升我國科技競爭力的作用非常微弱。許多企業的技術引進屬於成套設備引進，並未開展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再創新，深陷「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泥潭難以自拔。特別是我國的能源、電力、採礦、鋼鐵、紡織、化工等製造企業，在經歷了幾輪技術引進後，自身沒有形成技術開發能力，導致我國經濟建設和高技術產業所需的許多關鍵裝備受制於人，如數控機床、光纖製造設備、積體電路等。市場換技術，最終換來的是「路徑依賴」。顯然，引進技術並不等於引進了技術創新能力。

 

實際上，跨國公司不僅不賣核心技術，有時還會打壓中國企業掌握核心技術。以程式控制交換機為例，我國剛開始從法國、比利時引進時，每線是480美元。當中方自主研發成功後，外企便把價格迅速下調，最後降到每線1美元，想借此將中方創新扼殺在搖籃裡。從480美元到1美元，核心技術帶來了超額壟斷利潤。沒有這種創新能力，中國現代化的路徑和成本將大不一樣。

 

二、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嗎？

 

在《規劃綱要》的戰略研討期間，專家提出「企業是技術創新主體」的觀點時，反對的聲音也很強烈。

 

反對者旗幟鮮明地亮出觀點：我國企業不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主要體現在企業不具有研發能力。在大中型企業中，只有25%的企業擁有研發機構，研發經費佔銷售收入的比例不到1%；75%的企業沒有專職人員從事研發活動，35%的企業沒有研發活動。我國企業創造的智慧財產權也很少，在2003年度國家科技獎勵的153個通用專案中，企業獨立完成的只佔11項。因此，技術創新還是要依靠科研機構和大學。

 

徐冠華坦言，他自己對這個問題也有一個認識過程。「我是搞科研出身的，從參加工作開始就一直做科學研究。那時候我們總認為，多出成果，多出論文，多獲獎，就是為國家作貢獻，很少考慮市場對技術創新的要求。」

 

為什麼要讓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多年的經驗證明，科研機構的研究開發活動，存在著單純的技術導向傾向，注重技術參數、指標的先進性，但對市場需求和規律缺乏把握，其成果往往不具有市場競爭力。實際上，技術創新活動本質上是一個經濟過程，它是技術、管理、金融、市場等各方面創新的有機結合。說白了，技術創新就是將技術和創意轉化為產品和服務，進而產生市場價值的過程。

 

近百年世界產業發展的歷史表明，企業競爭力已成為國家競爭力最重要的體現。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都有若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而這些企業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來自於重大的技術發明。電話出自貝爾，規模化汽車製造出自福特，飛機出自波音和空客，電腦領域的革命性技術分別出自IBM、英特爾和微軟等。資料顯示，在發達國家，90%的跨國公司把技術創新作為企業戰略的主體內容，80%建立了研發中心，大多數科技型企業至少把銷售額的5%投入研究開發當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探索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實踐也證明，建設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完全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和科技自身發展規律。當年我國第三代移動通信CDMA的研發就很典型。那些年，國家已向相關研究院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研發CDMA，但卻一直沒有成功。最後，是大唐、華為、中興等企業聯合國外一些企業開發出來的。

 

在這個問題上達成的廣泛共識，是多年改革實踐的經驗總結，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經濟與科技關係問題認識的一個重大飛躍。

 

三、要不要搞科技規劃？

 

「針對《規劃綱要》制定，反對的理由主要是兩點：一是科學探索是無法預知的，不可能規劃；二是我國已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應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科技如何發展？市場會根據需要做出選擇，無需規劃。」時任科技部調研室副主任的胥和平回憶說。

 

贊同者則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不意味著不能有國家意志和國家發展戰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也不是被動地接受國際分工，而應主動地調整戰略，實現產業升級，增強國家競爭實力。

 

張勁夫、朱光亞、李光鬥等科技界前輩雖然年事已高，但仍關注《規劃綱要》的制定。他們用自己參與和實施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以下簡稱「12年規劃」）說明科技規劃的重要性。當年的「12年規劃」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為「兩彈一星」的成功、國防實力的提高和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

 

2003年初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科院院長的路甬祥專程拜訪張勁夫，徵求他對制定《規劃綱要》的建議。張勁夫再三叮囑，一定要站在戰略的制高點上規劃未來。

 

胥和平介紹說，即使是實行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沒有科技規劃。各國儘管在歷史文化、發展水準、社會制度等方面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異，但大多會以各種形式制定科技發展戰略規劃。上個世紀，美國的阿波羅登月計畫、曼哈頓計畫、人類基因組計畫、星球大戰計畫、資訊公路計畫、國家納米技術計畫和氫能研發計畫，都極大地增強了美國的科技、軍事實力，並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中國科學技術資訊研究所副所長劉琦岩表示，國內外的實踐證明，一份好的規劃能夠明確問題和挑戰，引導共識和預期，識別發展機遇，優化資源配置，是政府為市場、企業、科研機構提供的最好服務之一。對於具有不確定性的科技創新來說，規劃顯得尤其重要。政府的責任就是要對那些影響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領域進行重點支持，使其成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業。

 

在編制《規劃綱要》時，與會者一致認為，絕不能讓《規劃綱要》成為「紙上畫畫、牆上掛掛」的擺設，而是要發揮舉旗定向的作用，引領新世紀前20年中國的科技發展。現在看來，這份《規劃綱要》基本兌現了初衷，進入了成果收割季。

 

記者旁白：2005年2月17日，經濟日報以《自主創新採訪劄記》為欄題，在頭版以《中國人不能老乘飛機吃大豆》開篇，連續刊出記者采寫的一組劄記，旗幟鮮明地支持自主創新，立即在社會各界產生了熱烈反響。時任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常務理事的片寄浩紀先生看到這組報導後，專門通過經濟日報曾駐東京記者站站長姜波約見了記者，表達了對這組報導的肯定，他深有感觸地說：「從日本經濟走過的歷程來看，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不過，這可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因為自主創新需要相當的時間，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而中國的企業喝慣了糖水，願意吃苦藥嗎？」

 

出台

 

2003年3月22日，新一屆國務院組成後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著手研究制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期限定為2006年至2020年。

 

隨後，國務院成立由23個部門組成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領導小組，時任總理溫家寶任組長，時任國務委員陳至立任副組長，時任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工程院院長徐匡迪、科技部部長徐冠華等24位部級以上領導任領導小組成員。由周光召、宋健、朱光亞為召集人，王選等18名科學家組成專家顧問組。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正值籌備工作關鍵時期，「非典」疫情突然爆發，籌備組的臨時辦公地 — 北京西三環的專家公寓，一座15層的大樓最後只剩下了15位籌備組核心成員。「姜絲可樂、雞蛋木耳、蘿蔔湯，這些傳說中可以預防非典的「偏方」，不管是否好喝，也不管是否有用，我們都喝。當時是很害怕的，但工作還得抓緊幹。怕傳染，大家都不坐電梯，無法想像當初上下14層樓是怎麼爬的！」時任科技部辦公廳主任、規劃辦公室綜合組組長的齊讓說起往事不勝感慨。

 

戰勝「非典」疫情後，《規劃綱要》編制加速進行。但如何研究和制定？劉琦岩回憶說，當時仍有一些爭議。同時，科技前瞻研究，國外發展資訊，國內調研情況，各種建議與不同看法，部門、行業、地方意見等海量資訊推送至規劃辦公室。如何讓各方意見能夠圍繞主線、服務大局、聚焦重點？規劃辦公室在時間已很緊張的情況下及時作了一個非常關鍵性的重大決策：戰略研究先行。

 

2003年11月底，近500位專家收到了《關於集中進行規劃戰略研究的通知》，要求他們於12月10日集結到國家會計學院，集中開展《規劃綱要》的戰略研究。有專家戲稱：這是他們人生中難得的一次「雙規」——規定時間地點、完成規定任務。「從東直門乘915路公共汽車到馬連店站下車，沿國家會計學院路標行走約3公里即可到達。」通知最後的這段話意味著，會計學院不通公共汽車，甚至很難乘到計程車。「房間小，空氣好，跑不了。」規劃辦主任徐冠華詼諧地概括。

 

接下來的40天裡，無論是高級領導、著名科學家、院士、教授，還是普通工作人員，每人均住9平方米一間的學生宿舍，一律吃學生食堂，一律考勤打卡。時值隆冬，大家每天都要多次走過從宿舍到會議室的幾百米開闊地。刺骨的寒風擋不住專家們的熱情，年齡大一些的專家會情不自禁地唱起「黃河之濱，集合著中華民族優秀子孫……」這首延安時期的歌曲。

 

在這裡，這些科技界、經濟界和管理界的精英們要在此前2000余名專家工作的基礎上，圍繞20個專題，以問題為導向，把戰略研究做深、做實、做細。這20個專題是：科技發展總體戰略，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戰略高新技術產業化，基礎科學，製造業發展，能源、資源與海洋發展，現代服務業發展，公共安全，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與迴圈經濟，城市發展與城鎮化，農業，交通，人口與健康，科技體制改革與國家創新體系，科技條件平臺與基礎設施建設，科技發展法制和政策，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區域科技發展，創新文化與科學普及。

 

原中科院副院長胡啟恒院士擔任組長牽頭的「現代服務業發展科技問題的研究」專題，是一個跨部門、跨領域的全新研究課題。胡啟恒一直關注以資訊技術作為重要支撐的現代服務業，牽頭這一專題後，自然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國家會計學院開展集中研究時，連續幾天感到肚子隱隱作痛，懷疑患了闌尾炎，但她覺得當時的研究工作非常緊張，到醫院看病可能就要住院，所以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再也挺不住了，才不得不住進醫院並做了手術。

 

功夫不負有心人。胡啟恒領銜的「現代服務業發展科技問題的研究」專題研究報告，提煉出影響現代服務業資訊化發展的重大科技問題，篩選出重大關鍵技術和重大工程項目，並提出加速服務業資訊化的重大措施，得到了一致好評。

 

與室外的寒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40天的研究熱火朝天。專家們無論職務高低、年齡大小，探討問題經常是唇槍舌劍，針鋒相對。「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尊重你。」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科技人才隊伍建設專題研究組組長方新，對當時的研究探討氛圍十分讚賞。

 

歷時一年多的戰略研究最終畫上圓滿句號，成果豐碩 — 初步理清了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防建設等領域中急需依靠科技解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進一步認清了我國科技發展的現狀和差距，對世界科技發展趨勢進行了分析和預測，並在此基礎上初步提出了未來我國科技發展的指導方針、總體發展戰略、戰略目標、重點任務和重大措施，以及各相關領域的科技發展戰略、戰略目標和重點任務等。

 

「這20本120萬字的戰略研究報告直到現在還是我們的科技重大議題‘百寶箱’。」一位從事科技宏觀管理工作的公務員告訴記者。

 

現在回想起來，這一次空前規模的科技改革與發展的戰略研究，是對戰略思想、戰略謀劃能力的歷練。雖然花了較長時間、下了很大功夫，但是非常值得。在交換意見中，對一些全域性、長遠性、前瞻性的重大問題形成了突破性認識和高度共識，為擬定規劃指導思想和戰略方針做好了必要的準備，也為《規劃綱要》框架設計、任務凝練、政策梳理、草案編制等後期工作奠定了扎實基礎。後來國家「十二五」很多規劃綱要制定時都多少借鑒了這一「戰略研究先行」的模式。

 

經過1000多個日日夜夜，無數次易稿，3000多位專家終於向黨和人民交出了滿意的答卷。對於那些深度參與《規劃綱要》編制的人來說，還收穫了「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段時光」，這是他們在接受採訪時不約而同發出的感歎，自豪之情溢於言表。

 

2006年2月9日，國務院發佈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這份中國科技發展新藍圖，明確提出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新時期科技工作指導方針，對我國未來15年科學和技術發展作出了全面規劃與部署。早幾天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發出號召：動員全黨全社會力量，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奮鬥。

 

記者旁白：有人說，《規劃綱要》是我國自主創新意識的覺醒。在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一個國家要麼自主創新，要麼「被創新」，別無他途。客觀地說，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下，資本、人才、資訊等要素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流動與配置，的確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對於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全球化肯定不會是「免費的午餐」。如果不思進取，不注重增強自己的核心競爭能力，而是一味被動地跟進全球化潮流，最終將很難保障國家安全，提高人民福祉。

 

亮點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先後制定了7個科技規劃。而《規劃綱要》被普遍認為是1956年的「12年規劃」後，最重要的科技發展規劃，對我國科技創新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4萬多字的《規劃綱要》，站在歷史的新高度，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為主線，以建設創新型國家為奮鬥目標，對我國2006年至2020年科技的發展作出了全面規劃和部署。

 

「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最大的特點就是自主創新這條主線始終貫穿全文。」徐冠華表示，《規劃綱要》的核心是要解決對科技工作的認識，以及科技和經濟的關係問題，集中體現在規劃的指導方針上——「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

 

「這16個字可是千錘百煉得出來的！在當年會計學院進行戰略研究時，我負責收集‘指導思想’，收上來37種。這16個字無論從思想上還是從文字上都很漂亮。其核心是頭4個字 — 自主創新。」胥和平說，《規劃綱要》全文27次提到「自主創新」，強調「必須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貫徹到現代化建設的各個方面，貫徹到各個產業、行業和地區，大幅度提高國家競爭力」。

 

自主創新的內涵是什麼？《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自主創新，就是從增強國家創新能力出發，加強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其中，原始創新是指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是最根本的創新，不僅能帶來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而且能帶動新興產業的崛起和經濟結構的變革，是決定國際產業分工地位的基礎條件之一。

 

新世紀之初，我國的原始創新能力相對薄弱，從1998年至2003年代表著原始創新能力的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已連續6年空缺，期間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也只頒發了兩項，這反映出我國在揭示科學和技術原理、方法上缺乏具有突破性的成就，更說明原始創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集成創新是指通過對各種現有技術的有效集成，形成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或者新興產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獨佔所有技術，只需要掌握一兩項關鍵技術，並按照市場最優的原則，選擇國內外最合適的技術，為我所用，形成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和產業。實際上，單項技術很容易掌握，但要把若干項技術集成起來形成一個系統，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沒有人認為美國的阿波羅登月計畫不是自主創新，但該計畫的首席科學家就曾明確指出，阿波羅計畫沒有一項技術是新的突破，都是對原有技術的集成。集成創新的難度和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也是自主創新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徐冠華說，我們強調自主創新，絕不是排斥技術引進，而是要把重點放在技術引進基礎上的學習和再創新，使其成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路徑。二戰後的日本和20世紀80年代的韓國，都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日韓在很多領域的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投入之比達到了1∶5到1∶8，使其自主創新能力迅速提升。

 

相比之下，當時我國引進技術和消化吸收可以說嚴重脫節，2004年引進技術和消化吸收投入之比僅僅為1∶0.15。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肯定還需要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但必須在消化吸收上多做文章、做足文章，否則將很難走出「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被動局面。「這個問題現如今並沒有完全解決好！」徐冠華感歎。

 

2004年五一長假，規劃戰略總體組部分成員接到通知，休假一天，5月2日集中，為向中央領導彙報做準備。5月2日上午，大家討論了半天，總覺得沒有新意。接下來的幾天，室內因放假停了空調，熱氣逼人，有的人穿著背心，頭腦風暴激蕩，終於碰撞出火花 — 建設創新型國家！這不正是我們堅持自主創新的結果嗎？！時任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王元回憶起那個「長假」仍然很激動。

 

《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走創新型國家發展道路是我國面向2020年的戰略選擇。」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要發生一個根本性的變革，其核心就是要推動經濟增長方式從要素驅動型向創新驅動型的轉變，使得科技創新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全社會的共識，最終依靠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協調發展。

 

縱覽世界各國發展之路，不外乎三種：第一種是主要依靠自身豐富的自然資源增加國民財富；第二種是依附型國家，主要依附於發達國家的資本、市場和技術；第三種是創新型國家，把科技創新作為基本戰略，大幅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形成日益強大的競爭優勢，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丹麥、芬蘭、瑞典、韓國、新加坡等。

 

創新型國家都把科技創新作為國家戰略目標。具備特徵是：創新投入高，研發投入強度一般在2%以上；科技進步貢獻率達70%以上；自主創新能力強，對外技術依存度指標通常在30%以下；創新產出高,這些國家獲得的協力廠商專利數佔世界總量的97%。

 

我國那時與創新型國家還存在多大差距？綜合國際上2003年有關科技創新能力評價的結果，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在49個主要國家(佔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8位，處於中等偏下水準。從綜合能力評價的指標看，主要差距表現為：關鍵技術自給率低、發明專利數量少、科學研究品質不高、尖子人才匱乏、科技投入不足，等等。因此，課題組有的成員也猶疑，我國走創新型國家之路是不是早了點？

 

專家們反復論證後一致認為，「資源型我們走不通，我們國家地不大，物也不博；依附型也不行，我國畢竟是發展中的大國。走創新型國家的發展道路，是中國的唯一選擇」。

 

讓專家們充滿信心的是，經過多年的改革發展，我國已經具備了自主創新的諸多有利因素。當時，全國已有科技人才總數3200萬，具有研發能力的科技人才達105萬；研發投入總額已躍居世界第六位，並有比較完整的學科佈局，生物、納米、航太等重要領域的研發能力躋身世界先進行列；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對創新的需求是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我們還有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因此，我國完全有條件走創新型國家的發展道路。

 

2017年5月5日，我國首款大型客機C919成功首飛，圓了我國航空人40年的大飛機夢。殊不知，大飛機從夢想變為現實，與《規劃綱要》的實施有著莫大聯繫。在《規劃綱要》中，大型飛機和另外15個項目一同被列入重大專項。

 

這16個重大專項是如何確定的？梅永紅介紹，我國科技資源有限，需求多樣，決定了我國科技發展不可能在所有領域進入世界前沿。必須突出重點，遵循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選擇具有一定基礎和優勢、關係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重大專項，集中力量，以技術集成創新形成戰略產品和新興產業為重點，實現跨越式發展，出奇制勝。

 

他回憶，最開始是由20個戰略研究課題組提出了260個重大專項。在此基礎上，分別召開相關領域的專家論證會，每個領域大約有200個專家參與研討，唇槍舌劍非常激烈，一天不行就二天、三天，一次不行就二次、三次，甚至多次……

 

經過多次凝練，重大專項備選專案從260到88再到23，最後確定為16個。它們是：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晶片及基礎軟體，極大型積體電路製造技術及成套工藝，新一代寬頻無線移動通信，高檔數控機床與基礎製造技術，大型油氣田及煤層氣開發，大型先進壓水堆及高溫氣冷堆核電站，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新藥創制，愛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大型飛機，高解析度對地觀測系統，載人航太與探月工程等。

 

長期以來，受資源和投入所限，我國的科技計畫比較注重單項技術，忽視相關技術的優化組合與集成。很顯然，單項技術是很難形成市場競爭力的，實施具有極好的關聯性和集成性的重大專項，可以促進相關產業群的成長，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以大型飛機製造業為例，它不僅可以拉動經濟增長，提高經濟增長品質，同時，大型飛機製造業具有較強的產業關聯度，其技術擴散可以大大延伸至製造業，能有效帶動裝備製造業、數控機床產業、電子產業、材料產業、發動機製造業等相關產業重大關鍵技術的群體突破，實現跨越式發展。美國蘭德公司的研究表明，利用飛機技術派生出來的產品銷售額，比用這種技術製造的航空產品的銷售額大15倍，而其帶動技術升級的衍生效益就更大。

 

齊讓認為，重大戰略產品和工程事關國家長遠和戰略利益，其成功實施，不僅能夠有效帶動相關學科、技術和產業的發展，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能夠充分體現國家戰略意志，提升國際地位，振奮民族精神。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都把圍繞國家目標群組織實施重大專項計畫，作為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措施。美國有曼哈頓計畫、阿波羅登月計畫、星球大戰計畫等；歐洲國家先後實施了「空中客車」計畫、伽利略計畫等；韓國實施了先導技術研發計畫、替代能源計畫等。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先後實施了「兩彈一星」、載人航太等為代表的若干重大專案。「十二五」期間，科技部又組織實施了包括超大型積體電路和軟體、資訊安全和電子政務、電子金融、電動汽車、功能基因組和生物晶片等12個重點科技專項，不僅提升了國家科技實力，而且為國家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很顯然，這16個重大專項是為了實現國家目標，既面向當前需求，支撐發展，又著眼於長遠，引領未來。通過核心技術突破和技術集成，在一定時限內完成的重大戰略產品、關鍵共性技術和重大工程，是我國科技發展的重中之重。「這是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精華所在，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重要載體。」徐冠華對此給予高度評價。

 

記者旁白：再訪當年親歷者，亮點紛呈的《規劃綱要》無法一一盡說。比如，《規劃綱要》定義了國家創新體系組成，涵蓋了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緊密集合的知識創新體系，軍民結合、寓軍於民的國防科研體系，將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拓展為科技系統和經濟系統以至於全社會協同一致的綜合配套改革。《規劃綱要》還制定了若干鼓勵自主創新的重要政策和措施,涉及科技體制改革、科技投入、科技人才隊伍建設、稅收、金融、政府採購、智慧財產權等方方面面，打通多年來豎在科技政策與經濟政策之間的高牆，形成了政策合力……這些亮點，沒有重要與否之別。正是它們，成就了我國新世紀前20年創新驅動發展的壯闊事業。

 

後 記

 

彈指一揮間，《規劃綱要》實施即將收官。15年來，我國科技創新工作取得了長足發展和顯著進步，但也應該清醒地看到，科技創新仍然有一些深層次問題亟需破解。

 

一是科技體制機制改革沒有完全到位，科技管理、科研評價、科研誠信、科技獎勵、院所管理以及院士等制度亟待完善；二是有效支撐做大做強自主創新技術和產品的市場化環境尚未全面形成，支持自主創新的財稅、金融等方面政策落實打了折扣；三是缺乏更多核心技術，引領全球性的創新產品少；四是缺乏更多世界級科技專家，人才隊伍建設有待繼續加強；五是鼓勵創新、弘揚自信的文化氛圍和優良學風仍需進一步養成等。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相關考察工作中，兩提「大國重器」。他強調，「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是國之重器、國之利器」，「真正的大國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裡。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化緣是化不來的，要靠自己拼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國復興，利器當先。我們必須正視，目前我國的科技水準還不能充分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核心技術還受制於人，同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自主創新的任務繁重而艱巨。因此，面向新階段新要求，我們要繼續加強戰略謀劃，讓自主創新濃墨重彩地書寫在華夏大地上，用不負人民、無愧時代的創造和成就鐫刻復興路上的里程碑。

 

來源：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記者 陳建輝